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珍贵的回忆

作者:骆耕漠 来源:未知 时间:2018-05-25 阅读: 字体: 在线投稿

1940年,我在安徽屯溪做党的地下工作,接到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通知,说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兴风作浪,掀起反共高潮,现已在河南方面动手,要我有所准备。年底,又通过岩寺兵站,正式通知我去苏北工作。

19414月下旬,日落前,我抵达盐城,找到曾山同志报了到。他说我长途跋涉辛苦了,要我暂时先到招待所休息。第二天上午,我到曾山同志处汇报沿途情况(详情另有专文,载《新四军史料研究集刊》1990年第1期)。曾山同志住在军部所在地泰山庙,走进大门,正面有十几级台阶,上面是三间庙宇式大殿,两边是厢房,很有气派。

谈完工作后,快到吃饭时间了,他带我去上面中间的餐室吃

饭,在那里见到了政委刘少奇(那时化名胡服,当时他还兼任华中局书记)、军长陈毅、参谋长赖传珠同志,大家寒暄了几句。

一两天后,陈毅同志要我去见面。是个黄梅天下午,空中弥漫着一片白茫茫的雾气,我来到陈毅同志的住处。

军长的英名,早就如雷贯耳。原以为这位驰名中外的高级将领,一定为人威严,气度非凡。谁知竟无一点架子,极为随便,而且性格豪爽,胸怀坦荡,好似一见如故。我们坐下不久,即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。

他听说我从1934年到1937年底一直在上海,便详细地询问了在那儿的生活情况。

我说 1933年底出狱后,接到难友徐雪寒的信,来到上海。经他介绍,认识了在中华日报国际版当主编的姜君辰同志,并由姜君辰同志介绍到《中华日报》每周一期的《中国经济情报》副刊参加编校工作。一起工作的共三人,开头一段生活很苦,稿费为一千字3元,加上每月编校费,一共收入150多元,勉强维持我们生活。平时吃的是大米饭,黄豆汤或街上最便宜的光面,没有菜,桌上有辣椒、酱油,不要钱,可以随便用点儿。出门理发,花一毛五分钱,稍贵些的理发店也不敢进,月底结账,有时不够花销,就将七八成新的衣服拿去当铺,典当几个钱应急。后来,向别处投稿渐渐多了,又在中国征信所资料室有个公开职业,生活才稍微宽裕些,这时为党做外围工作也便利了一些。

军长边听边看着窗外起伏的小山丘,好似在思考什么。一会儿,他点点头说,你们刻苦勤奋,为党做了不少工作。今天终于来到这儿,回到自己的家,我们也放心了。目前盐阜地区军民生活还很艰苦,夏收以后,我们把财经工作做好,大家的生活就可得到逐步改善了。

过了几天,晚饭后,李人俊陪我去泰山庙刘少奇同志那儿。少奇同志住在台阶上的东屋,屋内没窗,墙边放着一张躺椅。我们进屋时,他正在和盐阜地委书记刘彬、盐城县委书记冯国柱谈着工作。少奇同志的身材瘦长,态度谦和,说话很慢,一句一句地边说边思考,声音也不高。

和地、县委书记谈话后,少奇同志才对我说:财经部成立不久,工作十分重要。你来晚了,目前分工任第二副部长,兼任江淮银行行长。现财经部部长是朱毅,在苏中;副部长,是李人俊。这次见面,时间虽不长,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随后,我从招待所迁到财经部江淮银行住下。

一天,陈毅军长忽然只身一人来看望我,没带随从。正巧,分配在银行工作的原抗大五分校的一位女学员在我处,她哥哥原是我在皖南的同事,见我来时穿的白绸长衫挂在墙上,已无用,便要去给女同志们裁剪做手帕。军长听说此事,对我笑着夸奖说:“办法想得好。”

他看看我的住处,问我生活是不是习惯,有什么困难?我说都很好,这里有一口大井,水特别清,大家洗衣、抹澡很方便。他高兴地笑着,又问了这里干部的情况。

财经部同志听说军长到来,都高兴地说:“军长来财经部视察,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支持和关怀!”

五、六月间,军长因工作,几次到联络部李一氓、扬帆同志处,曾要扬帆通知我去一起聊聊,并留我吃了饭。他喜欢吃四川菜、素菜,生活很简朴。

不久,敌人开始了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次“大扫荡”。

 

“七一”庆祝大会开过没几天,李人俊回来传达,紧急动员准备反“扫荡”,除少数体弱、有病的打埋伏外,其余的人一律转移。财经部同志不分男女老少,除了背包、挂包、干粮袋,每人还背一条布袋,里边装着20块银元。余下的银元,还有铜板,全部装进小木箱,

造好账册,由民工挑走。

抗大五分校副校长洪学智,派军事教官张大队长带一队人负责掩护我们。他们虽是学员,也有武器。我们这支近百人的队伍向盐城县东部出发。粮食局是独立行动单位,与我们保持联系。先在斗龙港附近活动了一周,后来转往南洋岸西边。我们常常在晚上急行军,然后分散到附近村庄上去休息。

盐城县税务局局长邢一新,带了支税警队,也配合照顾我们的行动。并给了半个班,具体照顾民工。

一天晚上,我们到一个村镇,略为休息,这时李人俊告诉我,他要去张大队长那儿,要我把队伍带到前边村庄休息。邢一新同志说: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庄,是我们主要的收税地方。我们继续前进,走了一段,发现担任掩护任务的抗大同志,伏在土坡后,正准备应付情况。大家顿时紧张起来,连忙急行军,到高粱地里隐蔽。

做早饭时,邢一新同志忽然向空中打了两下驳壳枪,远处敌人发现,向这边扫射,子弹从我们上空飞过,抗大军事队立即予以还击。不久,两边的枪声渐渐停止,我们连忙退到后面的村庄。中午,到一个村庄做饭,我们准备去西北边不远的朦胧镇。正巧,遇到七旅一个侦察员,他叫我们不要去朦胧镇。那边部队已转移,情况不明(幸亏他告知,不然,我们闯去很可能发生意外),要我们改变方向去西南找七旅部队。由于当时情况极为紧张,而李人俊又没回来,和我们失去联系,于是我带领大家向西南方向进发。

第二天傍晚,我们找到了七旅某连队。他们的连指导员对我说;你们立即吃饭,稍休息后就去找地方上的兵站。并找可靠的向导带路,深夜急行军十几里路,抢渡前面的封锁线串场河。佛晓前,登上对岸,过河后就可依靠区乡组织帮助找到你们的上级单位。

幸好,邢一新同志对这一带很熟,他说我负责去办。深夜快步行军,我要女同志每三四人拉一根绳,互相照顾。我们过渡到河对岸,天已亮。看到远处村庄,老乡们误以为我们是鬼子,纷纷跑反,后来发现是自己人,立即回庄并派人热情地送来鸡蛋、花生、山芋等慰问品,使我们非常感动。

随即,我们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打听情况,连走了两三天(其间经过高作镇)找到了驻在河西的七旅部队。我们又随部队走了两天,找到七旅政治部负责同志,我将情况相告。他说,我们明天一早要派三个通讯兵到周门去,你们就跟他们一起走。我们来到周门,把带来的银元交给了供给部长宋裕和同志,接着他派人送我们到周门南二里路的裴庄军部宿营地。因裴庄空屋已不多,把我们安排在军长住处前空地上临时搭起的一个凉棚里休息。

第二天早上,陈毅军长要我住在他的外屋,因而这一时期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。

这天,军长指着墙上军用地图对我说:“苏中部队已经把鬼子刚侵占的据点镇拔去了,看来敌寇大‘扫荡’就将结束”。他的声音铿锵有力,充满信心,使我受到极大鼓舞。

此刻,刘少奇同志和华中局机关大部分同志还在涟东地区,大概8月间军部和华中局机关才在侉周弯、停翅港一带会合。

有天晚上,两位首长在场上乘凉,派人来叫我前去汇报工作,少奇同志问了我们在“扫荡”中的情况和老百姓有什么看法。我就把

在“扫荡”中我们如何渡过串场河等前后情况作了汇报,少奇同志

高兴地说:“我们在盐城开辟这个地区,工作也不过几个月,能有这

样大的效果,说明新四军和民主政府是深得群众拥护的。”随后说道,新形势下,鲁艺可不能再和过去一样,抗大五分校要停办;机关

单位要精减,县也要划小,如盐城划为三个(盐城、盐东、建阳),阜宁划为两个(阜宁、阜东),一小部分主力下放到县;军部也要变小。为此,财经部要撤销,人员全部调往三师。他们派我带队去三师,要求立即准备行动,越快越好。

我向军长提出,和三师师长黄克诚不熟,希望能给我写一封介绍信,他痛快地答应了,随即写了一封长信交我带去。

三师师部当时驻在王家桥,我到时,黄克诚同志正在开会。我将信交给秘书,秘书进去不久,黄师长出来了,问了我简单情况。我提及供给部在附近,我们来的人也不多,想不另起伙了。黄师长说“好吧,你们到西边蔡庄找供给部,和他们一起生活吧”

黄师长是个老红军、长征干部,威望很高。他身体较瘦,光脚穿着草鞋,非常朴实、随便,我迄今还有深刻印象。

下放后,财经部先改称盐阜区税务管理局,到9月初建立盐阜行政公署,我任财经处长,领导税务管理局和粮食管理局,9月半开完盐阜行政会议后的一天,军长问我一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。

我说主要抓了两项工作:一是要税管局督促县税务局加强收税工作,财经处可抽派些人员下去工作;二是要重视和依靠粮管局领导成员带领干部,帮助区乡更好地完成秋收公粮任务。军长听了后指示说:敌后根据地的收税方式,主要靠税务所外收税人员游击收税和流动收税。各县区乡和粮管局下去帮助征收公粮的干部中,都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区分(所谓“土包子”和“洋包子”)。我们必须发挥他们的长处,互相尊重和团结,把征粮工作做得更好。我以后几年的工作中,把这两条指示立为做好粮、税工作的座右铭。

194110月间,行政公署在天赐场召开小规模第二次参议会。会上农民代表发言,讲到减租减息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的道理。庞友兰这位老士绅自发吐露出一句:“痛哉,言乎”的话,引起全场注意。军长也出席了会议,会外向士绅们做了许多统战工作,收效很大。

这以后的一件大事是,华中局筹备在单家港口开扩大会议。会后,刘少奇同志急遵中央安排回延安协助毛主席工作,华中局机关大概一个多月后转驻淮南黄花塘,陈军长还暂时留在盐阜区帮助工作。

1942年春,行署财经处遵照华中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和上级领导的指示,为成立盐阜银行,即先用“以土制洋”的办法,采用桑树皮等纤维为原料,制造出土纸,由盐阜银行特设的印钞厂用专门木刻的钞票版印成盐阜币,于3月间开始发行,成效不错。

一天,陈军长见到我问了发行的详情。我说,下边群众是欢迎的。前些日,我去了趟佃湖,那是一个重要的镇,有中学,地区刚收复不久,发票子情况也很顺利。陈军长听了点点头说,大概这和反“扫荡”的胜利等一系列因素有关,并勉励说“以土制洋”的办法是可行的。我们应注意形势的变化,不要粗心大意。

行政公署为召开第三次参议会,在阜宁陈集子附近的叉头行署驻地空地上建造了一个礼堂,可供百余人开会。大概于四、五月间落成。七、八月间举行会议,陈军长特来参加。在休息之时,有好几位士绅因听了会议代表们的交叉发言,受其影响,拼凑写了一副抒情的对联“昔为富之本,今为累之头”。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后,趁空将这副对联送给陈军长。在大会闭幕时,军长上台讲话,称颂代表们发言内容丰富,大会开得圆满成功,最后军长还用法语高唱《马赛曲》,全场热烈鼓掌。

大概1942年冬季的一天,黄师长对我说,今晚军长和我到行署机关下围棋,谈谈话,请你安排个地方。

当晚,两位首长边下棋,边谈话。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旁看下棋,有时也到室外走动。他俩的谈话,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听到,主要是:1943年的形势将有大变化。韩德勤顽固派一定要玩弄权势,为对付顽韩一定要首先把他的“王牌”王光夏部队消灭,包括王的脑袋。至于对顽韩这一方面,则要注意分清他的多端真伪谋略,用大力来解决,做到:“有理,有利,有节”⋯⋯最后军长说,耕漠,我们刚才边下棋边谈的话,切勿外传。

通过当晚两位首长的谈话,我知道军长即将离开盐阜区;他俩谈话中拟定的战略任务是,军长单独留在盐阜区,是为党所做的各项工作中最重大的一项。

值此陈毅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,想起这些难忘的往事,不禁思绪万千,谨记以上零星片断,以作对陈毅同志的深切怀念。

 

(二零零一年元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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